1922年6月，广州越秀山下，陈炯明对总统府发动炮击，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。这次冲突揭示了广东军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：将领主导军队，军队根据地盘划分，而各将领之间却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。虽然粤军拥有可作战的部队，比如北伐时期的第四军和叶挺独立团等，但这些部队往往归某一将领所有，而非构建一个稳定的军事整体。

广东的军队通常在紧急情况下进行临时编组，陈炯明、许崇智、李福林等人各自掌控旧部，逐渐形成不同的势力。各派系在兵源、军饷和军官任用方面各自为政，名义上是粤军，实际上却各有算计。地盘、税收和募兵权往往决定了谁在谈判中拥有发言权。尽管区域间经济联系紧密，但军事利益却可能相互冲突。地方关系和私人情谊往往比正式命令更具影响力。这导致粤军能在外部压力下突然集结，但战后却难以保持统一。胜仗后，各部会计算损失与收益；败北时，责任则推诿不清。

1925年的两次东征中，国民政府依靠黄埔军校培养的军队逐步击败陈炯明的势力，这表明单凭地方部队的联合无法解决指挥不一的问题。革命军的有效性在于其明确的政治目标、统一的军官培训和指挥，而非单纯的武器数量。粤军的改革意识虽存在，像叶挺与蔡廷锴等领导人具有强烈的组织能力与战斗才能，但个人能力难以替代制度。将领与派系的冲突常导致调离或被架空，最终影响整体战斗力。

陈济棠主政期间，尽管广州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，广东在军事上的整合却未能完成。他依靠亲信巩固权力，同时对潜在的独立军事力量保持警惕，虽然能稳住个人地位，却未能建立一种超越个人的指挥体系。相比之下，桂系整合了政治与军事力量，李宗仁与白崇禧虽存在分歧，却保持了合作，形成了自我补充的军团。

地理环境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广西山多且交通闭塞，使外来力量难以入侵，而地方武装易于防守。广东则由于其港口城市与交通网络，中央政府能借此削弱地方军队的自立性。这也是1936年粤军迅速瓦解的背景之一，当时陈济棠与李宗仁合作反对蒋介石，尽管表面上粤军实力不弱，但内部缺乏共同信念，导致部队迅速松动。

陈济棠下台后，中央重新调整广东军队，通过改编、调换将领与财政接管等措施，逐步削弱地方军队的独立基础。原先由地方税收支持的部队，开始更依赖中央资金支持，军官任用与部队调动亦不再完全由地方势力掌控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粤军依然参与战斗，不能单纯归咎于勇气不足或战斗力缺乏。然而，1938年广州沦陷后，广东补给与交通条件恶化，使地方部队难以维持有效的战略行动。缺乏一个统一、稳定的后方，即使单个部队勇敢，也难以形成持久的作战能力。因此，粤军的所谓“一盘散沙”并非源于士兵的勇气或将领的无能，而是在于未能完成从私人武装向制度军队的转变。它虽有优秀指挥官与战斗部队，最终却缺少统一的财政、任用与指挥体系，而桂系之所以更为团结，正是由于其完善的体系结构。